时间:2013年12月28日(周六)10:00—12:00
    地点:教学楼北214
    主持人:赵维平
    综述整理:吴洁
    摄影、摄像:吴彦辰、王金璇

    本届东方音乐学特别安排了一场由赵维平教授主持的自由研讨会。以下专家教授根据会议主题:1、东方音乐的学科建设;2、亚洲音乐的地域研究及方法;3、亚洲音乐分析体系的建立展开自由讨论、发表会议感想。

    陈自明:洛老师非常系统地把东方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结合在一起,进行多学科的考虑很好。因为现在的民族音乐学也已经走到必须考虑历史问题的阶段。很多国家有很丰富的例子,如印度、阿拉伯。除了非洲,它们只有口传心授和自己的体系。所有不能说没有文本,就没有历史。管老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很多的看法。他提到的北非、亚洲、欧洲等,亚欧接壤的地方对波斯、土耳其的音乐影响很大、东方以汉字文化圈(中、韩、日、越南等)为重点我赞成。最后,我还想强调中国人的地理观念。西亚、北非不要叫中东、远东、近东。这些都是西方人的观念。

    喻辉:我主要想讲三点问题:一、东方涉及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地理问题。从政治角度来讲,它主要的概念是研究中东地区(穆斯林)为主,之前提到的北非为什么会到东方,因为它属于近东。关于语境问题,汉语东方怎么翻译,这个概念问题是在用的过程中慢慢总结起来。在当今这个冲突不断的世界。东方的概念问题和我们的研究息息相关,所以必须搞清楚。二、学科问题:民族音乐学,肯定是有实践的比如甘美兰。如果没有实践,演绎、解释西方的话,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哪里?东方音乐在专业音乐院校、综合性学校必须都要有实践。在美国音乐学校里,民族音乐学和workmusic是分不开的。因此,这些实践如何在大学里进行是一个重要问题。三、东方音乐学会的问题,要把东方音乐这门学科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洛老师提到的学刊问题,我建议中英文双刊。

    罗艺峰:我想讲一个东方音乐学科建设的减法和加法问题。在东方音乐领域,需要排除一些东西。在学理方面,最需要排除审美认知主义。如果把音乐作品形式化、数量化的认知特点作为东方音乐的研究基础,一定会谬误百出。不把这个基础拆除,我们的学科建设、认知都会出现问题。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东方音乐没有审美的要素,但是不是唯一的要素、全部的要素。第二点是加法问题,这个学科的建设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语言问题的解决,东方文化的特殊性是音乐与语言的密切结合,不解决语言问题的研究就如同隔靴搔痒。第二个是关于分析体系的问题。在这个学科建设、研究方时引进技术哲学的前沿。比如,民间的手工艺、书法、民间音乐家的演奏、演唱等行为性的活动。这些口传心授、人传人的民间音乐曾被认为是落后的,比如印度音乐Raga的即兴性都被判定为不能上升为形式层面,稳定的知识形态。但矛盾的是,音乐学的教学与民间艺人的口传心授一致的。第三点是西方和东方互为镜像的一种关系:内里是西方化的中国人能说是站在东方研究东方音乐吗?我认为东方几个不同文明的交往是我们研究的重要的逻辑关系:东亚的中国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中东的阿拉伯文明。三者的交互来往可能构成我们的知识系统、研究思路。最后提出几个建议:在条件成熟情况下编写东方音乐词典、建立东方音乐的理论系统、建立东方音乐的哲学而不是美学,才可能涵盖丰富的东方、差异的东方。

    赵维平:罗老师非常尖锐的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接下来不是摸着石子过河,而是要搭着桥过河。桥怎么搭必须要很明确。

    陈应时:我是属于比较保守派的。我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我的老师罗传开提出的:要建立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另一个是和杜亚雄讨论过的:理论研究要先造砖、后盖房。但是,时代在前进,如果没有规划造什么砖。就像洛秦讲的,东方音乐的学科建设要有设计、有图纸。学术的研究不分大小,哪怕一个小突破就是成就。另外,关于学科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全面的世界音乐、东方音乐必须一步步走。这次的会议安排有一个专题是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很好,这样也就有了目标。就目前上海音乐学院来讲,东方音乐学会、东方音乐专业,洛秦的宋代音乐等都已经成气候,有专业、有老师,有学生。另外,东方音乐学刊的想法很重要。

    张伯瑜:关于学科的分类,比如世界音乐和东方音乐的分类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我想讲的是,如果把东方音乐做成一个强化的研究,这个未尝不可。它会和世界音乐不同,因此必须要找出一个独特的点是世界音乐中还没有的方法,这样它才有存在的基础。研究人员和研究课题的关系也很重要。东方音乐的研究要注重主、客关系。这样的视角是一个有跨学科的视角、比较学的视角。

    李昕:我的想法和张老师的比较接近。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特氛围,有一个研究的特性。这涉及下面几个问题:1、我们和以往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关系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2、我们和其他东方国家已有的那些古代研究成果的关系是什么?3、我们和20世纪以后的东方其他国家,它们用西方民族音乐研究东方音乐的关系是什么?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看到你的独立价值。寻找个性化的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似乎不能回避一个现实:当代世界的主流。当我们面对不同文化的融合,面对一个共性化的趋势应该怎么办?

    洛秦:我补充一个还未展开的议题。东方音乐之所以会成为强势,除了政治、经济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音乐实践。因为有大量的作品、大量的演绎。通俗地来讲,它是有市场的。你要让东方音乐成为可以和西方有对话的基础,你首先要有一个实践演绎的基础。这一点中央音乐学院做的比较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让音乐实践。如果说天天都能在舞台上看到、听到东方音乐的话,这个学科一定会成熟。

    王小盾:在西方有一种有文字的民族研究无文字的民族的优势感,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普遍存在。因此,如何把自己和研究对象平等起来很重要。古代最常见的分类是目录学的分类(经、史、子、集四部分),里面没有独立的音乐分类。也就是说古代没有音乐学科的概念。这是在近代才产生的。中国音乐学就是在交叉中产生。比如音乐社会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民族学等。现在的东方音乐学概念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西方模式、东方模式,在西方冲击下的东方模式是典型的三种研究模式。我们回避不了西方的模式冲击,比较合适的是采用中西交融的方法来建立我们的研究模式。东方音乐学科的观念的建立是有条件,有需要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亚洲人研究亚洲音乐的研究。而学科特点也就隐藏在其中:要求有人员、有边界,研究对象有内在的联系。

    赵维平:谢谢王老师的高见,我回国后和日本、朝鲜、越南接触很多,它们的研究会带动亚洲音乐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确实有很多,但是要把矛盾最小化。

    张玉榛:我想讲第一组六个字:感谢、感动、感受。感谢赵教授让我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上海音乐学院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无论是前辈、同行还是新生后辈的讨论让我很感动。我的感受是学科的建设无外乎有六个字:高校、队伍、基地。会议结束后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和思考就是如何把学科的方向凝练出来,有自己的特点。关于队伍的汇聚,这次会议把我们聚集到这里,进行资源整合、资源共享,比独自的力量要大很多。最后,我希望中心能构建一个实践的平台。

    赵维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离开音乐理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会努力把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结合起来。

    应有勤:我们现在的亚洲是一个辐射的地区,文化交流互动频繁的地区。因此,要注意“以我为主”这四个字。我提倡在“以我为主”的情况下,年轻的学者要敢去碰难的问题。比如,敦煌琵琶谱,曾侯乙墓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我建议年轻学者在搞学术的过程中要敢于碰硬。

    朱海鹰:非常受益匪浅,对很多新的学者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能在网上看到。关于理论的研究,我对中医很感兴趣。因此,我们音乐学的研究能否和中医理论联系。比如中医注重观察和辨别。但是,这些在音乐的理论研究方面,我们还没有很注重。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所以,观察和辨别很重要。

    甘绍成:我们主要是以研究本土音乐为主,微观较多,这次会议学到很多宏观的问题。关于东方音乐学科的建设,是研究学科还是教学学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出路,除了在专业院校之外还要往哪里走?关于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比较问题,究竟比较的结果是怎样的?

    周耘:关于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学这两个观念有必要说一下。东方音乐是和西方音乐相对的。东方音乐是一个学科的观念,那么相对的西方音乐学这个概念很少被人说及。另还提出东方音乐的定位是否归属为民族音乐学的范围下等想法。在《田边尚雄与东亚音乐的概念》文章中,田边在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启发的,所以对于学科的思考在上海音乐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刘红:我有一些很实际的说法:在东方音乐做东方音乐的研究确实很不容易。我期盼年轻学者:一要学好外语,至少两门。二要多出国做实际的田野工作,包括基础学科的研究、实证专一的研究。

    郭树荟:我想谈两点感受,第一点是从沈知白先生的书中感受到的,东方音乐的概念实际上是和西方音乐有些对抗的。第二点,我认为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图像学的研究,以及洛老师的演绎学研究我很赞成。但是,关于具体的音乐陈述方式、表现形态方面、共通性、跨地域性等研究方面还不够,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戴微:赵老师刚才提到的实际演奏我很赞同。感性的东西很重要。如果仅从文字到文字,会脱离实际的问题。在我们系的课程设置上,传统音乐和音乐实践就联系得很紧密。希望学生的研究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管建华:周耘教授的话对我有所启发。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用曲式来分析东方音乐。我们要用一个自己的体系来分析我们的音乐。东方音乐要上升到一个概念。关于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是被殖民的。中国的音乐学院是在西方音乐学院体系统治下的。在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很大的。音乐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所以,我们的音乐要有文明,不能按照西方音乐的分类来进行。我还想强调一个实践问题。这是为什么印度的传统音乐家能和西方音乐家相比。另外,对于东方的研究还要研究东方差异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研究东方音乐必须要有全球性的视野。因为这个学科是开放的,有各种维度、各种视角。

    赵维平总结:随着会议的时间接近尾声,恐怕还有很多学者想发言。感谢大家,这次的会议非常成功,对于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们的任务也很重。我期望今后能有更深入的发展。我们会一步步走下去,有学术任务的安排,学科性的建设等,使东方音乐学科能平衡性的发展。这只是一个开端,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有一个更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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