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2月27日,13:30——15:1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北214
    综述人:陈小杉

    由上海音乐学院“中日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东方音乐学科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三场,于2013年12月27日下午13点30分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北214准时开始。

    第三场由来自于温州大学的王小盾教授主持,由刘桂腾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四川音乐学院甘绍成峰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宁波大学喻辉教授分别作汇报。

    主持人:王小盾
    摄影:吴彦辰

    1、发言人:刘桂腾
    题目:《“人文关怀”与“救赎思维”——东方学思维中的萨满文化及仪式音乐研究》
    时间:13:30—13:50

    刘教授这次汇报主要是以萨满文化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屡清什么样的东方音乐研究才是真正的东方音乐研究。

    东方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概念,东方学除了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当东方由“被动者”成为“主动者”时,尤其应当警惕自己对西方文化霸权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接受。因此,东方学本土化的人物是双重的:既要反思“人文关怀”的实质,又要走出“救赎思维”的迷茫。如是,东方音乐研究才可能真的是东方的。

    东方学早期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聚焦于近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文学,哲学和宗教中,而对“远东”及中国萨摩文化的关注,则始于17世纪半叶俄国旅行家、传教士和探险者的记述。

    19世纪80年代以来,萨满文化开始成为学术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

    1951年,米•埃利亚德发表的宗教学名著《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学术影响。米•埃利亚德虽然没有完全终结西方偏重心理学式的萨满文化观,但将萨满文化研究正式推入了宗教学的殿堂。不过,他的“迷狂”说依然带有浓重的西方宗教文化价值体系为参照的“比较”味道。

    20世纪前苏联学者对西伯利亚一带的萨满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伊万诺夫1954年出版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伯利亚民族造型艺术资料集》等著作,是涉及到较早时期中国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萨满信仰民族的文献资料。

    受前苏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伊万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娃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的研究,偏重羽萨满信仰文化、特别是艺术价值的发掘。同时,政府的资助与推动也隐含着国家对该地区族群统治具有历史根据的动因。

    20世纪上半叶

    即使抛却政治、经济和军事动机不论,这些貌似善举的“人文关怀”,也完全是建立在西方本己文化知识体系基础之上,况且,这种“人文关怀”始终凸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对异己文化救赎的思维特征。

    现代西方的东方学者认为,“他们是把东方从迷惑、异化和怪诞中挽救出来的英雄。他们的研究重构了东方已消失语言、习俗甚至精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救赎思维”:西方以以及文化来反观本己文化,从而反观西方文化优越的东方学思维史之一部分。

    东方音乐的研究,必须打开东方学的迷思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子。

    对本土学者来说,既要垫付古典东方学的“二元一体”概念框架,又要摆脱现代东方学的“救赎思维”,前者在“东方”似乎已经没有。

    东方学的“救赎思维”不是西方的专利。

    西方“救赎”东方的思维仍然持续至今

    结语:始于大洋彼岸的东方学之舟,其目的地依然是西方,当东方由“被动者”成为“主动者”时,尤其应当警惕自己对西方文化霸权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接受。因此,东方学本土化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反思“人文关怀”的实质,又要走出“救赎思维”的迷思。

    如是,东方音乐研究才可能真的是东方的。

    2、发言人:刘红
    题目:《“看见道场”系列之:道教宫观体系中的科仪音乐》
    时间:13:50—14:10

    刘教授的这次汇报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界说道教宫观体系中的音乐、两大宫观体系科仪音乐之基本特征、两大宫观体系科仪音乐之比较、道内习语概括出来的道教音乐特色。

    一、界说道教宫观体系中的音乐

    道教音乐实际只是一个基本、笼统的概念,其实他们各成流派、各有体制、各有所长。例如全真、正一两大派别宫观科仪音乐。

    二、两大宫观体系科仪音乐之基本特征

    正一道:“十里不同道”与“万变不离其宗”

    各正一道观均有其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个性色彩。然而,在肯定一地一面貌的正一道音乐特色的个性差异的同时,必须看到其同归于一宗(即道,即天师道一系)的体系性共性因素和表现。

    全真道:“十方韵”(十方丛林里用的韵)与“地方韵”,例如:

    闵智亭传承的“全真正韵”(十方韵)

    各显其色的“地方韵”

    三、两大宫观体系科仪音乐之比较

    (一)习乐方式、习乐途径、习乐目的;行乐方式、行乐途径、行乐目的有不同

    (二)科仪属性(全真内修,正一打醮为人作道长,作道长就是有收入,所用正一道认为,作道长是一个可以谋生的非常神圣的职业)

    (三)音乐外显形态:

    乐器:吹拉弹唱样样都有

    乐谱(乐谱都是用法器记录下来的谱,部分是我们今天无法辨识的曲线谱,但是也有工尺谱和简谱记录的,例如全真正韵“当清谱”、“曹谱”(笛谱,96首笛曲)

    (四)音乐内在含义:

    “三层次”说:核心层次、中心层次、表面层次

    四、道内习语概括出来的道教音乐特色

    道士的肚子,杂货铺子

    出一个秀才容易,出一个佳道士难

    陕西的铙钹下江的鼓,武汉的鱼子没人堵

    3、发言人:甘绍成、苏坤
    题目:《建国以来我国洞经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时间:14:10—14:30

    甘教授的这次会议内容主要是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的洞经音乐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思考,一方面分析了它取得的成绩,一方面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主要包括这几个部分:引言、摸底调查阶段(1962-1965年)、中断停滞阶段(1966-1976年)、拓展调研阶段、深入研究阶段(1990年至今)、结语。

    洞经音乐是我国传统宗教音乐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渊源于道教音乐,并分别受到佛教音乐、儒家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影响。

    我国对洞经音乐的调查研究,在上个世纪初变有学者关注,例如1944年,云南大学教师缪鸾和亲赴大理考察洞经会,写有一篇名为《云南大洞经会考》的小册子,至1946年,又撰写了一篇《文昌大洞经会考略》的论文,原稿一直保存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李埏教授处,直到1992年4月才由故友李埏先生推荐至《云南文史丛刊》发表。

    建国以后,我国洞经音乐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摸底调查阶段(1962-1965年)

    二、中断停滞阶段(1966-1976年)

    三、拓展调研阶段(1979-1989年)。

    四、深入研究阶段(1990年至今)

    建国以来在洞经音乐研究上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甘教授主要归纳了以下三点:

    首先,在研究重心上,大部分学者关注的仍然是洞经音乐的地域性研究和民俗性研究,而在文化性研究、传承性研究、历时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方面,相对前两者来说却只占到了一半的比例;另在形态性研究、审美性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其关注则更少了,甚至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层次和拓宽研究视角。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洞经音乐的研究基本一直停留在一个传统的层面,其中站在学科前沿,应用多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文还并不多见。因此,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要在研究工作中注入跨学科观念。因为,不同的学科决定了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视野,学科交叉能带给研究对象以更大的空间,便于研究者增加更多思考的余地。

    再次,另在学术规范上,有个别论文出现了学风不严谨的情况,在引用其他学者观点时,一方面未做任何标注,一方面还张冠李戴,把别人对另一门学科的阐释直接“复制”于洞经音乐。为了洞经音乐研究的健康发展,加强学科建设,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相信,随着研究队伍的进一步扩大,研究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拓展,可以预见,我国洞经音乐研究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4、发言人:周耘
    题目:《声明的中国传统与日本化变迁》
    时间:14:30—14:50

    周教授的这次汇报主题是日本佛教音乐声明。声明,作为日本佛教音乐,最早是由中国传入的,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日本的声明并不是很多,通过周老师这次会议的汇报使得我们对声明这一佛教音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佛教仪式音乐,在中国称梵呗,日本叫声明。

    中国佛教音乐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以寺庙为单位,而日本是以流派传承。

    入乡随俗的声明经过日本化变迁,使日本传统佛教各宗的声明至今日本特色随处可感。

    周老师通过对日本声明的自身考察,主要是日本禅宗、天台宗和真言宗等,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比较中国佛乐,来讨论日本声明的传统与变迁。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声明的传统继承、声明的日本化变迁、余论

    一、 声明的传统继承

    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奈良声明、平安声明、黄檗声明和日莲宗声明。

    奈良声明:古老的日本佛教声明。奈良佛教宗派众多,奈良声明丰富多样。

    平安声明:影响深远的日本佛教声明。真言、天台二宗为平安佛教主体,真言、天台声明堪称声明两大主流。。

    黄檗声明:日本三大禅宗流派之一的黄檗宗的仪礼音乐。1654年由东渡的福建黄檗山万福寺主持隐元创立,至今保留浓郁的明朝禅风与梵呗乐风。

    日莲宗声明:13世纪出现的日本佛教声明,其法式•声明•雅乐三位一体的样式,产生于镰仓朝并相沿成习。受天台声明影响甚深,至今重视代代传承的古老样式,成为“古流”。

    二、 声明的日本化变迁

    平安朝,继续奈良朝大量输入效仿大陆文化的国策,逐渐启动外来文化日本话进程。

    894年,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废止遣唐使制度,日本文化渐次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声明也渐次加快日本化变迁步伐。

    较之大陆梵呗,日本佛教声明似乎更具有严谨的仪礼性、更重纯正的宗教性、更加注重音色的色彩性。

    三、 余论:

    通过略举实例,分析了日本佛教声明的传统与变迁现象。关于现今日本声明与奈良、平安声明特别是大陆梵呗的同构之处可视为佛乐传统的观点当时符合逻辑的;

    将现今日本声明显示出的与大陆梵呗之差异定位为变迁,却可能误判。因为假设大陆梵呗在变迁路上世纪走的更远,结论便会相反。

    同时周教授认为,日本民族对自然音色的特殊敏感,催生了日本佛教声明向极度讲究“音色色彩变化“之方向的变迁。

    5、发言人:喻辉
    题目:《Ethno Vs. Oriental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学科定位问题》
    时间:14:50—15:10

    喻辉教授文章主要对Ethno和Oriental作了分别的阐述。

    要了解东方音乐,首先我们应对东方作一个梳理,什么是东方,什么是东方音乐研究。

    首先将东方,Ethno和Oriental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差异的地方,Ethno是一个方法Oriental是一个区域,东方最先提出时,是借用Oriental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原语拉丁语是生起的意思,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意思和演变。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政治的概念,与东方主义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东方音乐

    包括中国音乐在内的东方音乐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宗教、文化和形态特征,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多视野、多角度和多学科探索其奥妙的必要和可能。

    作为东方音乐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国音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容兼续。当代中国音乐学家更以其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感,孜孜不倦、筚路蓝缕,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和哲学探索做出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贡献和影响。

    发源于美国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Ethnomusicology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学者审视包括东方音乐在内的世界音乐文化带来了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和新的困惑,也给传统的中国音乐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带来了冲击。

    Ethno的方法同有着悠久东方音乐文化传统的中国音乐对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为适应其“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以及其特殊的理论方法对研究者身份的定位要求,中国的研究者们甚至时常不得不以“自我局外化”的代价来迎合Ethno的学科主流。

    重新审视“东方音乐”的理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从全球视野来重新定位“东方音乐”研究学科的立场、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东方音乐学家们自己的研究学派在历史和当代的契合点上建立的新理论框架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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