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11179:00-9: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214  

    演讲人:杨燕迪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韩锺恩教授  

    文字综述:孙焱  

    图像提供:王田

     

      

       

     

    杨燕迪教授的演讲论题从报刊媒体与音乐批评的制度发育这一特别的角度讨论音乐的现代性进程问题,并对其中所产生的相关现象进行学理反思。他认为,音乐批评是随着近现代城市文化公共领域的成熟壮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理解这其中的历史文脉和流变历程,并反观中国自身的音乐批评建设,有助于我们厘清和认识当前的处境和问题,并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批评的健康发展。  

    一、现代性问题与音乐  

    “现代性”作为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话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也在国内人文社科界引起多方面的商讨和争论,其中心议题是研究人类社会进入所谓“现代”之后,其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以及文化生态等方面与“前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承继性,这种“现代性”对当下和未来可能具有的影响与前景,以及围绕现代性是否终结而引发的后现代问题的讨论。  

    对于音乐现代性的发生时间,杨燕迪教授倾向于启蒙运动时期更为关键这一观点。他认为,音乐现代性的诸多症候在20世纪或许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其根源和成型是在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时期,并在整个19世纪持续推进。音乐批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品格的公众音乐文化现象,它的发展也与18世纪以来报纸、杂志等公共领域载体的形塑密切相关。  

       

    二、公共领域中的音乐批评:西方的音乐批评体制发育和发展  

    杨教授认为真正的音乐批评是在现代性社会发展成型后,特别是城市音乐文化成熟后才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会生活的普及,音乐会体制的建立,出版业的发达,音乐自身和音乐家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音乐的社会场域逐渐从教会和宫廷走入普通民众,这些都给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批评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必要的铺垫。  

    杨教授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阐释:公共领域形式和发展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理性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国家公民可以通过这个领域中的交流和互动,在摆脱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威控制的前提下,自由地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发表意见,从而促成全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养成。  

    接下来杨教授梳理了18-20世纪音乐批评发展的历史。他认为,音乐批评的萌生和发展确乎直接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报刊机制和出版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三、音乐批评在中国的体制发育及相关反思  

    杨教授指出中国的音乐批评的发展所处的音乐生活大背景与西方国家相当不同,因而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面临的问题和所关切的课题其实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就“公共领域”的发育而言,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至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逐步形成了具备近现代形态的音乐生态架构,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音乐会生活以及相应的音乐批评由此也应运而生。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音乐的发展整体上进入具有“现代性”的历史阶段,中国音乐中与当代音乐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并与现代报刊媒体制度直接关联的音乐批评开始萌生并发展。  

    接下来,杨燕迪教授梳理了中国音乐批评的发展历史,并对音乐批评的当下问题进行了反思:  

    全世界的共同问题:  

    120世纪以来的现代音乐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常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的主流,因而世界范围内的音乐生活的主导趋势比较保守,这使得观众的音乐兴趣更多集中于表演,而不是创作,从而造成音乐生活与当代社会的关键命题产生脱节和分离。  

    2)音乐生活的高度市场化也对音乐批评带来各种压力和问题。特别是随着唱片工业的发展以及演出市场的扩大,批评与宣传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成为媒体、艺术家、艺术制作方、批评家之间某种微妙的博弈。  

    3)音乐批评家受制于报刊媒体的及时性要求和通俗性要求,不仅写作时间非常受限,而且一般不会援引谱例,因而在思想深度和细节分析方面无疑会大打折扣;而随着广播、电视、唱片、互联网等一系列受高科技影响的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音乐批评更是面临如何在新的情势下继续积极履行职能并正面影响公众音乐意识和判断能力的挑战。  

    中国也有自身的特殊问题:  

    (1)   中国整体上的音乐生活尚欠发达;  

    (2)   一般公众对音乐的文化含量与精神品格尚没有足够认同;  

    (3)   公共媒介和出版领域在音乐批评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  

    (4)   具有全面素养和广泛影响的音乐批评家群体尚待形成;  

    (5)   音乐批评的内在理路和理念尚待廓清。  

    杨燕迪教授认为,最为突出的一个缺憾是中国的音乐批评没有与汉语世界的著名综合性大报和重要文化刊物达成体制性的联姻,而这在当前互联网时代报刊的生存也已经遭遇困难的前提下更是一个难题。最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已经与《文汇报》达成协议,共同联手推动和促进音乐批评与公共媒体的体制联姻。他对此报以乐观的期待。  

    最后,杨教授指出:音乐批评如果要真正履行它的正常社会职责,就必须和普通音乐爱好者和社会公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而不是仅仅面对音乐界和音乐家自己。另一方面,音乐批评也必须努力提高眼界和扩大视野,不仅只谈论与音乐自身相关的狭隘技术和艺术问题,而且还通过音乐触及更深广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从而让社会公众感到和认识到音乐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由此,音乐批评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现象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当职责。  

    回到“现代性”问题,具体到中国音乐,杨教授的看法是,“现代性”进程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城市音乐中相关艺术音乐的机制、理念及社会认同还处于发育和起步阶段。20世纪以来,前30年,战乱干扰;中30年,意识形态干扰;近30年,市场因素加大,价值多元形成。但路在何方,仍需思考和探究。  

       

    主持人韩锺恩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杨老师以批评切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公共领域”的问题。韩老师趣称,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就是可以“乱讲话”,围绕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一个空间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在中国的传统中发育很不成熟,现在看来有些行业圈在探索,但是互相之间有壁垒。最后,韩老师也提到了目前上海音乐学院和文汇报刚开始的合作,还会继续探索一套相应的协作体制。他指出,这是一项有难度的任务,往往是“一个小时的活”,即音乐会结束后一小时内必须将评论交给报纸。目前的评论作者们也在探索中,所喜作品均符合标准、一枪命中,没有退稿。韩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予关注,中国音乐学网上有以乐正声和为名的每期评论转载。  

       

    以上文本内容来自发言人提供的本次讲座ppt与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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