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20121117日 8:309:30  

        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214  

    演 讲 人:洛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主 持 人:韩锺恩教授  

    文字整理:杨成秀  

    图像提供:王田

     

     

    作为首席研究员,洛 秦 教授最先发言,揭开了本届讲习班系列专家演讲的序幕,并以此作为纪念上海音乐学院建校85周年的献礼。其演讲在接踵而至的系列提问及思索中渐次展开,分前言、问题与思考、方法与意义三部分,以翔实的史料及丰富的图像回溯1927年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始末,更引申出关于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中“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之学理探讨。  

       

    一、前言  

    演讲以毛泽东写于1927年春的著名诗篇《菩萨蛮·黄鹤楼》为引序: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诗词暗示了什么样的中国社会情形?它与“音乐的1927年”又有什么关系?洛 秦 教授以此设问,呼应全文。  

    他认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核心是“证实”,并不思考或探究该事物发生的缘由和存在的条件。而音乐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其目的不只是证实音乐历史的真实性,更期待探索音乐事像,特别是对音乐及其人事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对其发生、存在及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探讨——特定历史场域和音乐社会是构成“音乐人事”发生和存在的需求性前提,个体条件和运行机制是支撑“音乐人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基础。  

    此次演讲论题正以上述学理思考为基础。音乐的1927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它几乎是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原动力。萧友梅早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就提出建音乐院的议案,为什么到1927年在上海才得以成功?这个特殊的人物、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个特殊的城市以及这个特殊的中国历史时期,与国立音乐院的建成以及中国音乐的现代性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偶然或必然联系?  

       

    二、问题与思考  

    (一)时间——为什么国立音乐院建于1927年?  

    洛教授以编年的形式分别梳理了《1927年政治大事记》和《1927年音乐大事记》,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寻找1927年政治、音乐二者之间的某种逻辑。通过综合“政治-音乐关键大事”的编年简表,他清晰地展示了国立音乐院创办于1927年的政治原因,即其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政府教育政策、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职等政治事件的内在关联。  

    但疑问远不仅于此,故事并未结束而只是开始。洛教授追溯了萧友梅从德国学成归国后在北京致力于音乐教育的曲折过程,他认为即便音乐传习所得以延续,也并不符合萧友梅所追求的专业音乐学院办学模式;传习所遭取缔后萧友梅离京,正是因为北京已不能实现其创建音乐院的宏愿。  

    (二)地点——为什么国立音乐院建于上海?  

    洛 秦 教授简要回顾了从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到萧友梅提交创建国立音乐院提案、获批、筹备、招生建院的过程。此后,他围绕“上海”进行了三个角度的讨论。  

    1、萧友梅抵达上海后为筹办国立音乐院做了哪些事?  

    2、为什么国立音乐院院址在陶尔斐司路56号?  

    3、1927年上海的音乐是怎样一种状态?  

    有大量史实说明1927年上海在西方音乐、流行音乐、中国传统音乐、学校音乐教育、音乐设施及商业建设诸多方面的基本情况,该年亦发生了一系列开端性的音乐大事。  

    由上种种,洛教授归结了国立音乐院建于上海的三点理由:其一,上海是国民政府的重镇、唯一的特别市,是国际大都市,孙中山、蒋介石、蔡元培等要人皆居于此;其二,上海有一个远离政治的音乐社会,且内部构成完整;其三,法租界形成了一个“真空”的政治避难所、音乐伊甸园。  

    (三)人物——哪些人参加了音乐院开学典礼?  

    在此部分,洛教授将视点聚焦于开学典礼及其演讲者、演讲内容。  

    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者依次为蔡元培、萧友梅、金湘帆、杨杏佛及易韦斋。易韦斋作为国立音乐院的国文教师,为何受邀在此重要场合发言?洛教授发现,他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就与萧友梅一起为总统府秘书处成员;在北大他亦与蔡、萧共事,“讲授词章及作歌”;此次筹备音乐院,又如蔡元培所言“亦在沪,帮同筹备”,可谓资深。国民政府官员代表杨杏佛、金湘帆在开学典礼上演讲的内容,洛教授亦以摘录形式展示,从中可看出他们亦有深厚的音乐素养。  

       

    三、方法与意义  

    洛 秦 教授指出,1927年不仅是黎锦晖、刘天华、萧友梅及其国立音乐院的,更是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他从五个方面梳理了政治与音乐、大历史与小小音乐院二者之间的关系:  

    1、北洋政府教育部刘哲总长下令取消北大音乐传习所及其他音乐机构,迫使萧友梅离京南下;2、1927年国民政府需要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其教育方针特别强调教育权与宗教分离;3、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大学院院长),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不仅完全符合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而且为国立音乐院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4、蔡元培赏识萧友梅的才华,并积极采纳其关于建立国立音乐院的建议;5、萧友梅以音乐教育家和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成为国立音乐院官方任命的“筹备员”;6、国立音乐院所选择的上海,是一个刚成为政府特别市的“国际大都市”,其院址所在的法租界是一个“真空”于中国社会政治以外的音乐艺术的伊甸园。还有一个特别事件,即 1927年12月1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证婚主持人正是蔡元培,其居所“爱庐”则为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址。这是否也暗合了蒋介石、蔡元培与国立音乐院的一种历史渊源呢?!  

    进而,洛 秦 教授尝试以其曾在《音乐文化诗学》中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模式——即结构性地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作用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来分析萧友梅及国立音乐院现象。 

     

     

    历史场域,即当时的中国历史,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政治格局。音乐社会,即近代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音乐教育需求、上海租界及其音乐社会的环境与条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场域、音乐社会,最关键的就是萧友梅、蔡元培、刘哲三个人物,亦即研究模式中所谓“特殊机制”:  

    其一,萧友梅希望通过“改良”路径的音乐教育来救国兴国,创办专业音乐院始终是其愿望。  

    其二,刘哲下令取缔音乐传习所是一根导火线,令萧友梅对北洋政府、北京乃至北大都很失望;而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上海成为特别市则带来新的转机,萧友梅8月下旬提交创办国立音乐院议案,10月即获批并被委派为“音乐院筹备员”。  

    其三,萧友梅不仅是留学海归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还是国民政府的国歌作曲者、中国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孙中山总统秘书、政府官员。他的思想、才华和特殊身份给予了他实现理想和承担重任的可能性。  

    最后,洛 秦 教授提出,或许该演讲采用下题更为恰当——  

    历史的当代叙述:音乐的1927年,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  

       

    主持人 韩锺恩 教授发言总结,认为演讲从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展示了真实的上海音乐学院诞生的情况,也展示了洛 秦 教授自身独特的思考。他尤其提请大家关注,正如去年洛 秦 老师把“上海音乐学”称为“音乐上海学”,今年又将“1927年的音乐”命名为“音乐的1927年”。词语位序的变换并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其中包含了深层的内涵,也有方法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以上文本内容来自发言人提供的本次讲座ppt及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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