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8月4日星期三上午9点至11点

    地点:广西南宁万锦酒店一楼

    参会人:萧梅上海音乐学院博导,教授,本课题负责人)

    孙航(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广西防城子课题负责人)

    吴宁华(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广西融水子课题负责人)

    黄羽(《歌海》编辑部音乐编辑,广西普查子课题负责人)

    谭智(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2010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硕士毕业生,广西普查子课题负责人)

    吴云龙(广西民族大学民族艺术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

    段秀芳(广西民族大学民族艺术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

    整理执笔:吴宁华、吴云龙(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整理)

    八月的广西酷暑灼人,但这燥热并未影响2010年8月4日在南宁万锦酒店举行的“迷幻状态与内观境界中仪式音声研究”课题组工作坊。

    “迷幻状态与内观境界中的仪式音声”这一子课题是同“葬仪中音声所体现的宇宙观和社会价值观”,以及“道教正一派科仪音乐的地域与跨地域因素”这两个课题并立的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10年课题,皆隶属于“中国仪式音声研究”的总纲之下。同时,“迷幻状态与内观境界”这一课题本身也包括着中外文献研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普查等若干子课题。这些子课题中的田野调查有相当部分要在广西完成,所以该工作坊对于课题在广西如何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亦是继今年3月份,“中心”召开的课题工作坊的继续。

    迷幻状态与内观境界中的仪式音声研究包含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进行相关方面的普查,并对实际信仰仪式中存在的附体迷幻进行如实记录,然后对仪式中执仪者的迷幻状态进行探究、询问,尝试探索执仪者自我的内观境界中相关音声的制造和理解。其次是以迷幻状态和内观境界作为仪式音声研究的切入点,从执仪者之仪时状态和行为到执仪者生存的文化氛围,去理解这一文化是如何制造和理解音声的,并关注执仪者在这一文化和这一文化的音声中所处的地位与结构。第三是内观境界这一理解方式的提出,明确了该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是一种不仅仅属于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它力求从被研究者和被翻译文化的自我认识模式去理解音声存在的一种主客并存的立场。此次在广西主要进行的是对于巫师及其附体研究的普查和两个深入的个案调查,这两个个案调查分别是关于防城仙婆和天婆的调查,以及关于融水红瑶阴鬼师的调查。

    工作坊由萧梅老师主持,她首先对这一课题的几个子课题进行了归纳,即对桂西南的普查应该如何进行、防城的回访研究进行情况和融水红瑶的新研究取向做了分析

    萧老师在课题组中主要主持桂西南巫师类型的田野普查。她首先强调了对于执仪的区别和作为研究着眼点的“声音”概念。她认为,之所以在研究中先从声音入手,因为“音声民族志”之“音声”已经是一个文化性的概念了。而先从声音(sound)入手,所谓声-音-乐,是为了在研究中不受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把一切的声音都做为研究对象。从而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声音实践。她举例说,今年三月她去参加一个关于傣族湄公河次区域医疗交流会,主要旨在研究傣族的“口功”,这种傣族传统的医疗模式比较特殊,医生看病只用水以及嘴念咒来治疗,但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对于粉碎性骨折非常有效,当时去看的时候,那个“口功”医生的诊所都是病人。在治疗的时候,“口功”医生会发出很多奇怪的声音,如模仿鸡叫、如类似吐气声,以及一些怪叫等等,像这样的声音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但是立足于声音实践去对此进行研究,很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对于理解一种文化及其文化中音声存在的意义和结构,再给予音乐学解释,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此次进行普查的一个重点是不同类别的执仪者,例如孙航老师在防城早期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弹唱天琴的天婆中内部还有划分,这次的调查就发现了天婆中还有天婆和仙婆之分,这种分类就是一种局内人的认识,他们根据走的“路”的不同和走路的长短对外观上都弹天琴的执仪者内部做了区分。萧梅老师也指出,这类研究尽管可以参考前人的文章,但是仅仅是一种参考,因为不同的时段我们观察到的可能是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普查中要尽可能的参加当地人的仪式,去看巫师家中摆的堂,那些细微的不同都有可能是区分巫师类别的关键所在。之所以普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对未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尽管大量收集资料的普查不能像个案那样深入,但是却正因为如此给未来的个案研究留下了大量诱人的疑问和发展空间。

    会上,萧梅老师进一步解释了“内观境界”和“迷幻状态”。强调关注执仪者在执仪过程中出现的外人看不见或听不见的声音存在或联觉存在。例如执仪者的念默咒,也就是默念或者默诵等,这些是外人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另外一些巫师在阴传得道的时候,会听见的声音。像这些对于局外人来说根本接触不到的声音,恰恰是本课题需要研究的重点。在对这些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要带有文化偏见和文化定式思维,当地人对于这类事件往往都说确有其事,因此在研究的时候要采用一种中立的价值观,有些尽管不能用客观性的量化去衡量,但是也是当地人的一种文化阐释,甚至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存在着的,只是我们当前的科学更多的注重客观量化的实体,但在个人体验面前失去了衡量的标准,从而使得我们不能将其归为所谓的“科学”之中,所以在研究类似“迷幻附体”、“开天眼”和“出神”等状态的时候,要确保一种中立价值立场。

    另外,我国传统的歌师、巫师在学习唱与诵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体系。多数情况都是整体性的,不像西方古典音乐体系那样可以为单个音在调性功能体系中的认知,并且这种唱诵一定是要在特定场景下才能进行的,这和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不同。因此调查中要通过本文化传统的分类方式去明晰他们的传承类型、执仪类型等等,以及声音运用的不同类型。这是普查中要注意的。在个案研究中则要注重在有代表性的执仪者及其传承和执仪过程,注重其人生的不同阶段,并且,即便在附体迷幻状态下的执仪,我们也要充分注意所谓深度、中度和浅度迷幻的不同。

    接着萧老师针对黄羽提出男性执仪者附体之后,神态声腔从语言、动作、声音等方面完全转为一个女性,似乎附体的神灵是一个女性问题,提示要注意这是突发现象还是标志性的?这就涉及到附体是被动还是主动的问题。而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又可延伸至萨满界定的讨论。比如广西的麽,是否是中国南方的萨满?有些学者认为从地理上的东亚大陆普遍存在的信仰都是萨满,包括我国南方、乃至岭南的巫师,也包括东南亚,这一说法在西方也有许多认同,他们认为萨满和灵媒都是东亚共同的信仰体系和巫师体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萧梅老师提示,譬如执仪者在进入内观境界时有的走“路”,有的不走“路”;有的被灵魂控制,有的可以主动控制灵魂神鬼,这些往往都是本质上的区别,而非形式上的。同时,由于国外学者原来进入大陆的研究有限,所以他们掌握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往往不能说明实际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对我们现有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因此,不要轻易下结论,至于岭南的麽公、巫师是否是界定为萨满,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系统的整理和比较资料之后再做定论。此外,本课题目前的子课题分为南(广西)北(东北)两大部分,包括在广西、云南和湘西这一带进行的壮侗语族以及苗族等南方民族的巫师仪式音乐研究,以及由杨玉成、刘桂腾、高贺杰等老师在东北进行的萨满仪式音乐研究,这两大块今后可以做系统性的比较,到时候再做定论将更有益处。

    萧老师继续谈到,在现阶段,对于此类涉及精神或意识转换状态、或民间信仰仪式的人类学研究更多的是倾向于从文本、社会结构和权力等方面入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忽略人本身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感官系统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研究仪式的音声就是要从声音这一人类感觉的最基础方面切入,去了解为什么仪式中会有声音?为什么仪式中要用声音?为什么这些声音会成为仪式的载体,而另外一些则不会等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借用西方的心理学、美学等范畴孤立的去思考和研究问题,给我们整体性地认识世界和文化带来了影响,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可能西方的理论对城市这样的社会形态系统进行研究能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广大的中国乡村,这种引进西方而来的学科体系恰恰割裂了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了解。所以,通过感官中主要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去分析中国乡村的传统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本身的审美性、社会性和精神世界等等存在于这些广大乡村的仪式之中。因此研究和了解仪式中的音声是一个涉及交叉学科的、全面性的,而非单一学科的研究途径。

    在接下来的讨论阶段,主要话题围绕着两个主题来进行:一个是关于巫师类型的认识,即巫师的类型应该怎么去认识,怎样去分辨,如何来区分,如何进行分类等;另外一个是如何选择田野调查的翻译问题。

    在探讨巫师的分类问题时,萧梅老师指出现在这个阶段,有很多麽公、道公、师公,还有一些佛家都有混合在一起的例子,应该值得注意。并且,在做麽和做道上男性可以拥有双重性,而女性一般只能做麽。在讨论中,黄羽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有些地方不同的麽可以作法时坐凳子和席子来区别。包括说坐凳子的麽公死了的时候不能回到祖师那里等等。但在有些地方麽公死后绑在凳子上,然后在凳子下还要放有倒扣的碗,这碗表示马蹄子,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死去的麽公就不能回到祖师那里。借此话题萧梅老师认为,用凳子和用席子固然是区分巫师类别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可能同样是凳子,因其细节的不同,其本身的含义也不同,很有可能也是属于不同的系统和类别。这就要在普查和个案调查的时候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如实的记录。

    关于怎样选择田野调查的翻译问题,孙航老师在总结自己这段时间防城的田野调查时深感要研究内观境界,翻译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翻译者很可能主动进行自己知识系统内的整理然后屏蔽掉很多信息,而有的时候在他们看来非常难于翻译的就会被其主动放弃,因此这给研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多问,多找不同的翻译,多从不同的角度去问相同的问题,很可能会得到很多更值得参考的信息。并且,她还认为最好是能够找当地被访谈人家的邻居、朋友等做翻译,这样被访谈对象和翻译者之间就有着比较深的了解,他们能够更准确的传达信息。吴宁华老师在说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如实录下当时的场景和语言,然后回来之后尽力找到更了解这一文化、并十分熟识这一语言的人通过录音来再次、三次的翻译以求得准确信息。

    在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吴云龙同学对前段时间做过的田野,即融水红瑶阴鬼师的调查做了一个总结。由于其本科学习背景是人类学的缘故,所以在这次田野调查中主要是倾向于人类学方向的资料收集。他主要将巴哼人的文化分为时空和实体文化、制度和组织文化、精神和信仰文化,以及阴师和歌师调查四个部分。并与大家交流了其在前一段田野工作中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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