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承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提出的唐代乐调理论话题,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做了题为《燕乐二十八调之我见》的演讲。

     

     

    赵为民教授的“我见”,以佛教文化传入为视角、以“古代印度乐调”为缘起、以“宫商角羽”四调结构关系为切入,对唐代二十八调的起源与结构两大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

    1)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来源。

    赵为民教授以《隋书·音乐志》所记载的苏祗婆琵琶调为基础,来追溯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的来源。他认为,龟兹是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地,龟兹文化源于印度,由龟兹人苏祗婆传入中原的龟兹乐调也源于印度。据此,赵为民教授将二十八调体系与古代印度的乐调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以印度学者婆罗多所著《乐舞论》(约成书于公元4世纪)中的萨音阶与玛音阶为参照,认为《隋书·音乐志》“开皇乐议”中,以林钟为宫的雅乐音阶是古代印度的萨音阶,即燕乐音阶徵调式;以黄钟为宫的雅乐音阶是古代印度的玛音阶,即燕乐音阶宫调式,雅乐音阶与印度音阶结构之矛盾是“七声之内,三声乖应”现象的反映。

    2)燕乐二十八调的结构关系。

    二十八调理论为七宫四调的框架结构,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四调之间的音阶结构及相互关系仍存在分歧。赵为民教授根据《乐府杂录》“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条目中“商角同用,宫逐羽音”的记述,指出商、角与宫、羽为两组调关系,即商、角二调属于燕乐音阶体系,宫、羽二调属于雅乐音阶体系。在此,赵为民教授对其中的商调性质进行了详细阐述,进而得出“二十八调中的商调本质应为燕乐宫调式”的观点。

     

    赵为民教授列举的依据有二。其一,成书于镰仓(1192-1333年)时代的日本文献《鱼山目录》所载的佛曲宫调透露了商调为燕乐音阶宫调式的信息。如《中呗》所标注的宫调“吕宫,律商”就是两种音阶体系的比较,即该曲的宫调从吕旋的观念看是宫调式,从律旋的观念看则是商调式。若用中国乐调理论来表述,吕旋属于燕乐音阶体系,律旋属于雅乐音阶体系,由此,雅乐商调式即可视为燕乐宫调式。

    其二,保存至今的与唐代密切相关的一些乐曲也可提供商调为燕乐宫调式的证据。如宋赵彦肃所传《风雅十二诗谱》中标有“越调”(无射商)的六首乐曲,其实际调式均为燕乐宫调式,又如,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霓裳中序第一》、《醉吟商小品》,前者俗调名为“商调”,后者俗调名为“双调”,二者均为“商”,但其音阶结构均为燕乐宫调式。通过理论与乐曲两方面分析,赵为民教授认为:唐代二十八调体系中的商、角二调为燕乐音阶的宫、羽调式,其结构源自于古代印度的玛音阶。宫、羽二调为雅乐音阶的宫、羽调式,其结构由古代印度的萨音阶演变而来。故,二十八调体系是燕乐与雅乐两种音阶体系整合的结果。

    另外,赵为民教授还谈到,“双宫双羽结构”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可包容唐代所流行的所有音阶体系与音阶类别。雅乐音阶的宫、羽二调兼容了雅乐音阶的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燕乐音阶的宫、羽二调兼容了燕乐音阶的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雅乐音阶体系以“下徵”调的结构兼容了清乐音阶的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

    最后,赵为民教授特别强调:“我的见解,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猜想”。其实,笔者认为,理论也好,猜想也罢,单就印度文化传入的背景来探讨二十八调,就不失为一个非常有益的思路,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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