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 下午,春雨连绵,凉意袭人。但是,在上音中楼602室内,却升腾着阵阵暖意。本次研讨会,是“2009•上海  唐代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尾声,乃乐律学专场。

     

     

    首先,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进行了一场题为《唐代俗乐调体系的形成与流变》的演讲,其所论的“形成与流变”,沿着时间轴展开,纵跨汉晋、隋唐、两宋与明清时期,历时千载。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1晋前三律调系统的形态特征。  

    郑荣达教授以“京房六十律”所反映的“宫、商、徵”三调的格局为据,阐述了晋代之前“正声”、“清商”、“下徵”三律调的三种形态特征,并指出三律调虽在结构、黄钟位置上有所不同,但三调的实质仍为古音阶。  

    2)隋唐初乐律调的构成。  

    郑荣达教授以《隋书音乐志》所载“但做黄钟一宫”为切入,认为隋代仅用“黄钟一宫”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同书所录“议修一百四曲”的“宫调”、“应调”、“商调”等八个宫调就有力地驳斥了这一点。

    其后,郑荣达教授又根据《隋书音乐志》中“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的记载,指出隋代乐制采用的是“下徵调”结构。这一音阶结构只用“清角”而不用“变徵”,即杨荫浏先生所言的“新音阶”。

     

     

    3)唐俗乐律调体系的形成

    郑荣达教授提出俗乐二十八调体系的形成年代,应在公元800年至894年(《乐府杂录》成书时间)之间。这一观点是根据燕乐“以夹钟为律本”、燕乐七宫均所在律位的标准而得出的。

    郑荣达教授从《新唐书南蛮传》中一则史料发现,“韦皋五宫均”宫音律高位于夹钟律,正好与燕乐“以夹钟为律本”相吻合。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二十八调体系已经产生。其中主要原因是:韦皋的“商宫”、“角宫”、“羽宫”分别设在太簇、姑洗、南吕的律位上。而二十八调却恰恰相反,其七宫均则不可建立在太簇、姑洗、南吕、应钟的律位上。

    据此,郑荣达教授认为,发生在公元800年的韦皋五宫均说明了当时俗乐二十八调体系仍未形成,其相对具体的形成年代应锁定在“韦皋五宫均”之后、“《乐府杂录》二十八调”之前,即公元800894年间。

    4唐俗乐律调的流变

    郑荣达教授结合黄钟律高的变迁、调式概念的淡化、工尺七调体系的运用等角度,对唐俗乐调的流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明清时期所出现的调名模糊的现象,是调式概念淡出的一个反映。如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中的调名“仙吕”、“中吕”等,在省去了宫或调的后缀,就造成了宫、羽调式不分的现象。

    最后,郑荣达教授还指出,清代昆曲曲谱所广泛使用的工尺七调,是对唐俗乐调的发展与替代。这说明了有明显调式属性的唐俗乐调,正向着无调式属性的工尺七调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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