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经济地位的中间样态。
      无论是对神灵的虔诚,还是对先祖的敬仰,村落礼俗观念——更多的是“举事孝为先”的传统信念——使村民们在捉襟见肘的极度困难之中,为了来年的风调雨顺、家族的兴旺发达,而从牙缝里挤出钱以办个体面而隆重的庙会或丧葬仪式。这一举措,无形之中给乐班成员提供了生存的最低保障。而在20世纪百年阳高的贫困历史中,这一最低保障尤显重要。80年代之后,村民生活条件的相对改善,使乐班的生存状态如水涨船高般地相应得到提升。
      如此说来,乐班成员由于享受村落集体供养,其经济地位较之单纯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要高。而该现象与乐班“伺候人”的低等社会级序恰恰相反。这也正是如今在乐班的低等社会地位逐渐淡化的过程中,许多年轻村民愿意跟随乐班成员学习吹奏技艺、而导致乐班数目膨胀的部分原因。
      综上所述:阳高县北部阴阳与鼓匠乐班,作为建构秩序空间的文化符号,连接起秩序性仪式与象征体系主轴中的“神圣”与“世俗”、“神灵”与“村民”的两端极点。并且通过在秩序空间——庙会与丧葬——的特定环境中、经由阴阳与鼓匠乐班的音乐建构(music making),用两种功能相近、用法相异的符号共筑了个性化的地方历史。其中阴阳所执行的仪式指向更多的是对神灵的偏重,亦因其遵循或曰固守而代表着阴阳在秩序空间中的核心地位。鼓匠则是促使传统生“变”的因素之一。但其变化显现得颇具隐蔽与微妙:在表面乐曲增减及改变的现象中,实际蕴涵着功能实质的确定与不变。正因其表面彰显的善变,所以后者——鼓匠在时政更替之中主动吸收与纳用新鲜事物、迎合不断变化的观众口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迅速发现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是阴阳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鼓匠似乎更能超然于历史而生存的原因之一。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
      九十年代以来的仪式音乐个案研究成绩蜚然,成果数量众多。就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而论,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仪式音乐事象研究和生活整体研究。仪式音乐事象研究把活动中的人和情境从民俗事件中抽取出来,或弃之不顾,或悬而不论,或仅作参照,也就是把事件抽象成事象(事件有其前因后果、左右牵连;而事象指事件中的单个对象),记录成单纯的文、谱本。然后,再探讨事象的文化性质和意义。这种学术取向在个案研究中占据优势。整体研究重新恢复了被事象研究抽掉的人和情境的本来位置。它关心整个事件,把仪式过程中的各个因素看作一个整体,着眼于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来研究。它依靠田野作业直接观察并参与到仪式中去获得资料,全面掌握事件中各个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意义。
      这两种学术取向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是民族音乐学在当代腾飞之双翼。音乐本体研究奠定了音乐学的地位,同时确立了音乐学侧重作为符号的音符记录的倾向。这一倾向在过去极大地推动了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现在的民族音乐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面向现实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用取向于生活的整体研究来带动学科的这一转变。目前民族音乐学界对于仪式音乐的整体研究关注刚处于起步阶段。故而对于整体研究的取向有必要加以深化与强调。庙会各类仪式音乐班社研究正引领了这一探索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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