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能   

    ——中国首届国际音乐文献翻译研讨会纪事  

    杭州      

    百年以来,无数国人从英、德、法、日、俄、意等多种外语语种把西方音乐著作译成汉语,为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013-14日,来自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在星海音乐学院的“中国首届国际音乐文献翻译研讨会”上齐聚一堂,15位专家发言,回顾这段百年历史,精细地阐述了有关翻译的各种技术问题,阐发对音乐翻译意义的看法,为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伟大工程作了深入的交流。  

    开幕式上唐永葆院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教授、杨燕迪副院长先后致辞,之后的两整天时间中,有15位专家在7场主题报告中作了发言,在最后的自由讨论中各抒己见。最后的闭幕式上,任达敏和三位外国专家作了总结,周广平院长和王晡分别代表主办方和西方音乐学会致谢。  

       

    研讨会的发言集中在三个方面,多项发言都对中国的音乐文献翻译历史作了的回顾和总结,更多的专家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和阐发了文献翻译、特别是有关音乐术语翻译的技术和理念问题,还有一些发言着重论述对翻译事业意义的理解。  

    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徐昌俊的发言题目是“从《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几个术语的翻译谈起”,他从《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诘取了CanonHarmonics等术语,对这些术语翻译的多义性和准确性给予了肯定,并分析了它们的学科命名的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作了《音乐西学译介的意义:引入新知和开启新思》的发言。他对音乐西学引介在中国的情况作了概观式的回顾,认为“翻译与引介,其实贯通中国近现代音乐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整个历史。”同时文献翻译上,“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和思想性均有不足——具体表征为,选题零散,欠缺规划,偏于实用,规格不一。”“音乐西学的“中文移植”,牵涉学理眼光、西文功底、汉语表述、音乐理解、学术底蕴、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严苛要求。他认为音乐西学译介的意义“不仅是传入前所未闻的数据与知识,更在乎导入新颖独到的见解与视角。”文献翻译,“其中发生的,除了语言方式的转换之外,实际上更是思想角度的转型与思考习惯的重塑。”“要用汉语的框架来再造外语的音乐思想与经验;或者说,让外来的音乐思考与表述在中文环境里存活。进而达到,提升我们自己的音乐体验和思考的质量,提高我们与外部音乐世界对话和沟通的水平”。他列举了近年自己翻译的译著和主要的收获:《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音乐史与大文化视野;《作为戏剧的歌剧》:戏剧分析与音乐评判;《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历史与美学的互动;《古典风格》:音乐分析之于音乐史研究。他提出了翻译选题要注意经典学术著作、理论大家的著作、西方音乐学(包括东欧诸国的)的最近进展研究与介绍。他在发言中展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成果,并呼吁“翻译人才与队伍的建设,学科与出版方的联手合作,建立规范,做好选题,提升质量。翻译引介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互通与互助”。  

    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伍维曦翻译的诺顿音乐史导论丛书之一理查德·霍平的《中世纪音乐》即将出版,他以《英语音乐学著作中的非英语术语的汉译问题》为题发言,以此书为例,分析了其中音乐术语的各种类型,分别举例对音译及补充、音译和意译并重、音译/意译共用、音译和意译结合等各种翻译方法作了说明,并从词源学和实际语用变体,及佛经传播中汉语文化的创造性翻译等角度阐述翻译的意义,提出“优秀的翻译是一种创作”的观点,他说翻译要“将外来语境中的成分融入到汉语知识体系之中,最终实现具有文化本位意识的创造性诠释”。  

    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翻译的诺顿音乐史导论丛书之《巴罗克音乐》,也即将出版,他就其翻译中的若干实际问题,如术语Air de courConcerted madrigalsinfoniaDivertissementtragedielyriqueVingt-quatreViolons du RoiAcademiestyle briséRhetorical Figures,等为实例,提出“巴罗克时期的音乐术语的翻译最好不要和古典浪漫时期的标准术语的翻译相统一,而是应该另行采用更适合的译名”,这样做似乎更加贴近那个时代的语境。翻译“要求译者对术语的演变关系或译名的不同内涵多做注释,以便读者对这个词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金经言译审,对百多年来音乐文献翻译事业做了回顾,对1949年以来音乐文献的翻译出版作了较为详尽的统计。他指出“在当今社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离不开学界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因此也离不开引进和译介国际学界已有的经典文献和新近出现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几十年来,我国音乐学界的有关专家和学者,为音乐学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工作,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外国经典著作,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近30年来,我国国民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音乐翻译的人数不断增加,队伍规模已经不小,“音乐翻译人员虽然越来越多,但专业音乐翻译人才却越来越少。”“整体翻译水平没有提高多少,相当一部分译著的翻译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漏译、错译时有所见,译文佶屈聱牙、翻译腔过重的现象仍较为普遍。”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依然极其艰巨和繁重,正所谓任重而道远。”他在发言中还就HabilitationHabilitationsschrift的翻译,及西方人名在音乐文献中的误写及在论文参考书目中的排序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  

    周勤如博士为会议提供了题为《音乐文论翻译中术语的准确性与负迁移》的发言。他提出“术语(特别是关键词)转换必须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准确、不恰当的译文会使读者望文生义,产生潜移默化的概念负迁移;久而久之,‘差之一字,失之真谛。’”他举出经典的”还是“古典的”/About the “Classical Period” (Quality vs. Time),“调性”还是“调高+调式”/”Tonality” vs. “Key+Scale”,“脉动”还是“强弱拍”/”Pulse” vs. “strong and weak beats”,“韵律”还是“终止式”/”Cadence of a rising and fall voice” vs. “cadence     leading the music to the end”,“结构”还是“曲式”/”Structure” vs. “form”,“泛音”还是“谐音”/”Overtones” vs. “harmonics”,“音乐形式分析”还是“音乐形态分析/”Formal analysis of music” vs.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music”等七个重要的术语翻译问题,说明“关键在于译者对某个概念(术语)历史语境的辨证理解。”而“要达到理想的境界”,“除了译者要根据‘灵活性(功能性)等值’(奈德)和其他翻译原则用心斟酌之外,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译文引用新术语时要加译注”,“对重要的、特别是新译文附带原文的引文注释方法应该推广提倡”。周勤如认为“中国音乐学术到了从粗放型转化为精细型的关口。把音乐文论翻译作为一项学术建设做好,无论对引进西方音乐理论还是对外介绍中国音乐学术,都将是十分重要的。”另外,他还把《音乐中国》2015年被国际音乐期刊摘要组织认定为核心刊物的信息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  

    大连艺术学院王晡教授,把《圣经》的3200多种语种的翻译作为翻译事业的源头,他认为世界文化观念中从强势文化吃掉弱势文化,到各种文化的融合产生杂交品种,直到当下文化自立和非大一统的趋向,为文献翻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推动文化交流,中国音乐文献翻译的百年中,译介西方音乐史成为头等重要的工作,为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建构了基础。中国的音乐学家不断努力写作中文版史著,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西方历史观影响。当下,对国外西方音乐史学科历史严重缺乏整体了解,对类型史中的非一般通史(包括断代史)著作很少涉及,对当代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状况很少关注,对当代具有权威意义的重要史著缺乏全面引介,对西方音乐史工具书,兴趣有限,对翻译引介没有宏观规划和协调,是音乐文献翻译工作的主要问题。持续不断地引进需要规范,和树立经典性、现时性、元基性、权威性、巨作性、本原性、工具性的意识。他认为,双向交流是文化发展的正常途径,在世界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需要中国对话者。以西方文化圈外个体独特的研究方法,迈出原创性研究的一步,用自主的著述,以独立的研究和写作,取代百年来的转述性写作,是当前我们学科进步的基点。他指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者,应该充满自信地从转述走向自主的研究,以其学术价值得到交流的权力,实现学术的“出口”,实现有价值的和西方学者平等对话,在世界性的舞台上参与到双向交流中,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资深编审苏澜深,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在出版社对文献翻译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强调在翻译选题中元基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由西方音乐学会主持编辑出版音乐译名词典的建议。  

    近年来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译作,如《简明十二音作曲法》、《剑桥丛书——萨克斯管》、《剑桥丛书——铜管乐器》、《爵士乐》、《新格罗夫爵士乐词典》、《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爵士钢琴独奏教程》的作曲家、理论家任达敏,作了《论英语音乐文献中的术语汉译》的发言,他指出文献翻译需要译者的专业、外文语法分析、逻辑思维、汉语表达和术语原创、查阅词典工具书、无限扩充专业知识领域等六种能力。他通过多项翻译实例,说明自己在篇幅巨大的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中如何追求准确和完美。他还认为中国的工具书的术语翻译需要细化,当一个术语有多种解释时,应该根据原文的描述提炼出不同的汉译术语。他举了一个他在2009年翻译出版的《新格罗夫爵士乐辞典》的“cut”词条的例子,原文对cut有三个不同的定义描述,他根据这三个定义,提炼出三个不同的汉译术语:1)录音,2)(录音)剪辑,3)对抗(竞奏)。此外,他建议翻译者应该像缪天瑞等前辈那样,在首次出现汉译术语或文献题目时提供原文。他的重要观点“音乐文献翻译是一个高度学术化的思维过程,能够将西文的学术思想精准地翻译成汉语,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含量很高的‘科研’”,也被许多人所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刘红柱的发言题目是《关于音乐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的再思考——1930年代一封<关于翻译音乐名词的通信>谈起》。他提出“译名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背后包含着政治、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译名统一必须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在内。译名统一是翻译工作中的关键,由于其重要性,在历史上得到非常重视。”1960年代由新华社编辑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等书的出版成为标准。他回顾了音乐学科的译名统一工作,缪天瑞、萧友梅,以及后来的《音乐名词统一译名手册》(音乐出版社)、《音乐术语辞典》、《音乐译名辞典》、《牛津音乐辞典》等作出了巨大贡献,1956年的《音乐名词统一译名初稿》(音乐出版社)和《简明音乐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标志着译名审定工作的基本完成和翻译原则的确立:名从主人、约定俗成、译音循本。刘红柱认为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译名统一的工作。将出版、创作、研究、翻译、表演、外语界等有关专家和学者组织起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和译名统一的工作。”他还强烈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如成立音乐翻译协会或依托西方音乐学会等进行此项工作,建立音乐译名数据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音乐译名在中国已基本确立统一,而中国音乐词汇译名混乱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对外交流,如何统一中国传统音乐译名应该“作为一种科研工作来进行”。新加坡于19909 月成立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Transl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For the Chinese Media, Singapore),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多人提及希望西方音乐学会编辑译名词典的问题,王晡代表西方音乐学会作了回应,就大家对学会的信任表示感谢,他说学会一定会高度重视这些提议,解决技术性问题,和大家一起推进这个事业。  

    赵宋光教授从头到底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也使大家非常敬佩。几位国外来的专家为研讨会作了资料丰富、观念新颖、理论深刻的发言。  

    新加坡作曲家和指挥家陈灿汶作了《中文音乐翻译文献对于多元化学习的先天优势》的发言,他以英文小说《左岸琴声》(The Piano Shop on the Left Bank)中的“钢琴课”汉译文的节选说明,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后,字数减少,更容易在更短的时间里被读者理解。  

    韩国作曲家李镇宇(Gene Woo Lee),在题为《音乐文献翻译在韩国大学和社会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发言中,对韩国的音乐译著出版做了详尽的统计,他指出1960年代初以来,韩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大学中设立文献翻译部门,1980年代,学院教育及大学的出版部门成为重要的机构,“不仅为成功地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而发挥了作用,而且也造就了新兴的领导者。”1980年以来,韩文的461种音乐图书中有147中是音乐译作教科书。1995年实施版权法,出版中心从大学转到专业出版公司,韩国的五大书店出版了绝大多数音乐教科书,但翻译出版物的数量比较有限。他还对韩国最近的图书出版社和出版情况作了介绍,提出了图书出版者的社会责任的问题。  

    来自德国的德尔特·施密特(Dörte Schmidt)教授作了《音乐理论的迁移:文化传递与全球化之间的翻译》的发言,她介绍了韩国学者朴泳姬1988年在德国的学术会上提出“中立语言”的情况,和对语言在文化传递中的失败的看法。又以让·勒朗·达朗贝尔的《音乐理论的要素和拉莫的实践原则》一书翻译为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的过程和相互比较,说明在多语言的全球学术交流中,翻译“涉及了学术和文化的迁移”。又以阿诺德·勋伯格著作的翻译,和勋伯格有关地域迁移和创作风格关系的言论为例,说明了“理论的和术语的抗拒还有转化都获得了一种政治空间——在勋伯格的例子中,理论和术语的一致性的倾向实际上是对迁移的反作用——这不单是个人的反作用,也是理论和艺术语境传播的反作用。”她作出了结论:在翻译中,开发正规的人工语言作为跨国界的交流平台,及两种语言间的“等价”概念和背景与语言的关系,是互补的过程,而我们应该反思和关注的是其间的紧张关系。  

    来自日本神户大学的寺内直子(Terauchi Naoko)博士,就1870年代一位德国医师描述的日本音乐,来说明理解不同文化的步骤。她简单介绍了在日本担任过医学教授、政府顾问和和明治天皇侍医的德国军医本杰明·卡尔·利奥波德·穆勒1871-1875年间在日本的生活,用图片、乐谱和音响描述详细地呈示了穆勒在《关于日本音乐的一些笔记》中对日本音乐的由来、人物、乐器,和理论、教学、传习等内容的记录,分析了它的重要性,还就德译英、德译日的一些问题作了周密、严谨的论述,提出了“音乐文献翻译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在本国的出版物,音乐文献翻译在本国的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中的功能,和音乐文献翻译在国际音乐发展与沟通中的地位”这三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芝加哥大学托马斯·克里斯坦森教授(Thomas Christensen的论文题为《理论概念理解中语言的释义、含义与难题》。他首先指出,“音乐理论文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在数十种语言之间得到翻译,文本中包含的思想找到了新的家,并且在这些新家里生根和成长”,他说:“翻译不仅仅是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找到正确的对应词。还有许多其他与语言无关的挑战。”音乐可以用“精确的量化方式来明确音高、节奏和结构参数”,然而这种非经验科学却缺乏关键语汇,特别是,原本不清晰的作者的主张、语言和语义,在不同的环境的翻译中,会使我们感到有更多不同的含义差别,而“翻译者必须找到表达该文本的基本要素与细微差别的方式”,“关键是这种诠释与语义必须超越文本语言转换的范畴”,他举modemodus为例,说明“任何一种翻译不能够承受这种传统与变化的所有分量,”“没有任何翻译能够还原这些复杂性”,“阅读一个理论文本,就是一个诠释与理解的释义学问题,无论在它的源语言中还是译文中。”他认为最近完成的便捷、重要的德语《音乐术语辞典》,“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将技术术语或措辞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他还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巨大改变”的通用术语之一tonality(调性)为例,论述了它在西方音乐历史中的重要意义、演变,和我们弄明白它的特定含义的意义。他还用中国家门口的朱载堉在16世纪计算出的12平均律和清宫廷音乐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说明音乐的理论和实践完全可以没有联系。他认为“理论本身通常就是一种翻译行为——不一定是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而是在概念模型与象征之间的”,我们对音乐所作的“每一个活动就是一种分析性的解读,就是一种变成不同理论系统的一种翻译”,“分析本身就是我们参与的一种翻译。”他说“英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学术与商业论述的标准语言”,但是,他强调“音乐理论的真正含义——以及任何一个释义的学科——不仅是理解词语的问题。我们也需要理解含义,这只能通过历史的与文化的意识才能发生。因此,虽然我们的文本翻译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但它并不是我们旅行的终点。”最后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论述:“如果音乐理论和分析的确是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音乐音响的结构与含义的训练,那么,我们可以说整个音乐理论的事业实际上就是一种翻译事业。作为理论家与分析者,我们始终在进行翻译,试图在不同的交流媒介中找到表达思想或观点的表达方式。”“音乐文本的翻译艺术也变成了一种音乐理论。因此,将文本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远不是音乐理论的课程与著作的一小部分,而是我们在我们的学科里努力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的发言把文献翻译从语言的转换推进到对音乐含义认识发掘的全过程,对大家有深刻的启示。  

    外国专家对中国学术翻译事业的论述,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事业发展的期望,这也给了我们许多温暖和实际的学术性启迪。  

    在发言的间插中、特别是最后的自由讨论中,除了对具体的音乐文献的解读外,更集中在音乐术语的翻译方法的讨论,许多有经验的翻译者都明确地提出出版一本涉及中国音乐的汉英音乐术语辞典的必要性,而周勤如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制定统一的翻译规范,因为目前的条件并不成熟。  

    1989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芝加哥大学、上海音乐出版社、星海音乐学院等单位参与举办了多次音乐文献翻译会议。此次的中国首届国际音乐文献翻译研讨会是由星海音乐学院主办,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和学院科研处承办,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协办,由任达敏教授策划。旁听参会人士除了来自广东省的以外,还有来自香港、上海、北京、重庆、江苏、广西、江西、山东、宁夏、湖南、辽宁、河南、陕西、云南等地的20多个院校的听会者,学术报告厅几乎座无虚席,而且多场研讨会还采用了网络直播与微信推文,点击人数和阅读量达数千人次,此次音乐文献翻译研讨会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这次会议的活动安排上有两个新颖而突出的特点,一是由学生志愿者参与接待和会务工作,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保障,也促进了专家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另外,会议在网上作了会议实况转播,获得了强烈的即时反映,也扩大了影响。会议期间,主办方还安排了一次珠江夜游,参会代表在珠江最大的游船“珠江红船”上,不但观看了两岸璀璨的夜景和真正的水上流彩,还亲历了带参与性的戏剧综合表演《船说》,这个带有浓厚广东地方色彩的船上表演,把前半的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和后半的粤剧糅合在一起,在机关布景、激光色彩、3D影像,甚至机器手道具,和全船的制造结构都结合成了这个水上移动剧场的整体演出中,用西方的舞蹈和独唱、重唱、合唱配音形式,装载在传统而又现代化的三维立体型水上剧场中的粤剧,穿越在传统和现代、古老和时尚、艺术和民俗的通俗综合艺术中,使人似乎感觉到是瓦格纳乐剧观念在当代的一种民俗性的发展。这个爱情故事剧的“戏比天大”的主题,显然也给参会的每个人带来了对事业的思考。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周广平、国内外的几位专家和策划人任达敏进行了总结任达敏指出“此次研讨会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国际化,参加研讨会的嘉宾来自多个国家。第二个特点是研讨会发言的专业水准高。我们谈论的是翻译问题,但翻译在本质上更是学术问题。我们的每位专家都不是专职的翻译者,而是不同的领域研究的佼佼者。以一个领域专家的身份谈翻译,无疑为翻译的准确性判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基础。”总之,这次研讨会上展开的议题,无疑使广大听会者得到了很大的教益并且开阔了眼界,而且一定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音乐文献翻译事业的发展。  

    杭州  2016/10/2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分享到:


  • 文章录入:aapuking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