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07·郑州·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发起,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人民音乐》编辑部联合主办,郑州大学音乐系承办的“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于2007年 11月2日至4日在郑州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共三十余人,其中特邀专家28名,分别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杂志、《音乐研究》杂志及《音乐周报》等单位。其中既有资深学者于润洋、张前、杨通八、沈旋蔡良玉等人,也包括杨燕迪、余志刚、王晡、刘经树、张伯瑜、杜晓十、苏澜深、周小静、姚恒璐陈鸿铎、任达敏、汤亚汀、徐康荣、李秀军、孙国忠刘红柱、金经言(排名不分先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杂志、《音乐研究》杂志及《音乐周报》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另外,十多名各个院校的“音乐文献编译”研究方向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代表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20份材料。
    此次专题性学术研讨活动是为进一步推进国外优秀音乐理论成果的引进事业,提升我国音乐理论研究和翻译出版此类论著的学术质量而特别邀请了国内部分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翻译与出版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的。在短短两天之内,研讨会围绕以下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1)中国翻译引进国外音乐论著的历史、现状与经验; (2)翻译出版国外音乐论著的技术问题、规范问题及人才培养等;(3)国外音乐经典论著的书目选题推荐及研讨。
    研讨会于11月2日上午十点在郑州大学南校区逸夫楼报告厅拉开序幕。河南省委正厅级巡视员王岭群,郑州大学高丹盈副校长及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人民音乐》出版社杜晓十副总编辑,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西方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于润洋分别为开幕式致词。高丹盈副校长表达了河南省委及郑州大学对此次研讨会的重视,肯定了该会将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促进我国乃至河南省和郑州大学音乐事业的发展。杨燕迪教授则对河南省委、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支持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致以衷心的感谢,并简要叙述了该研讨会的发起经过。2007年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年会筹备会上,学者们提出在中国音乐理论事业发展过程中,引进西方音乐学的成果非常重要。随之,2007年4月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代表们统一了应召开翻译音乐论著方面会议的意见,于是根据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相关精神,该研讨会得以顺利在郑州大学召开。杜晓十副总编辑认为该会的召开是必要的、及时的,并预示了相关的六个重要方面:这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相关研讨会;它有助于将西学优秀成果中的精华引进中国,对音乐学科的进步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十七大刚刚闭幕,中国的文化高潮即将到来,该会将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讨会将提出翻译规范的问题;引起对理论著作选题问题的探讨;重视翻译成果的传播及推广。他还表达了《人民音乐》出版社愿意配合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的诚心和决心。于润洋教授肯定了主办方的远见,认为该会将对音乐理论建设乃至音乐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历史最辉煌之时均为最开放的时期,该会以开放的心态和视角接受、介绍外国经典名著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于教授还以自身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受益于众多音乐译文为例,强调了该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同其他诸如医科、文科甚至美学学科所拥有的大量外国优秀成果译著相比,音乐领域的译著要少得多,我们应有组织、有意图地发展好相关译著工作。

    会议第一天的议程由张伯瑜老师主持。参会学者分别就外国音乐名著翻译选题、人才培养等有关问题做主旨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苏澜深先生。他分五个方面概述了我国翻译出版外国音乐理论著作的状况。第一,我国音乐出版物简况。自先秦时期至今,中国已出版平面(纸质载体)音乐书谱共计约19 000余种。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音乐报刊。至今现存发行的音乐期刊75种,音乐报纸3种。自同治十一年起至2007年9月,我国已翻译出版外国音乐理论著述960种,其中,于1978年之前出版的外国音乐理论翻译读物130种,1978年至今的翻译读物830余种。第二,我国音乐翻译事业回顾。苏先生将我国的音乐翻译事业大致分成四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之前、1949年之前、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改革开放之后。其中,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的翻译读物有753种,居四个阶段之首。第三,我国音乐翻译事业现状。苏先生简要论述了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史论三个领域的著作现状。指出经济环境和版权要求两大因素对译著事业有很大影响。第四,我国音乐翻译事业现存问题。选题缺乏系统规划;翻译队伍急需得以建设;音乐译名尚需统一。最后,苏先生对音乐理论翻译事业提出了几点建议:在高校常设音乐编译专业;建立音乐专业翻译学术机构;加速音乐译名工具书编纂;制定相对适用的选题规划;建立版权交易平台;建立协调机制,力争学术利益和出版利益共享。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刘经树教授的发言包括音乐翻译的标准、音乐翻译的音乐术语学标准及译著选题三个方面。他认为,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具有一定音乐学价值的音乐理论著作的翻译,属于学术著作,因此,音乐翻译的标准中,“信”、忠实地表达原著应占首要位置,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达到意、尔雅。音乐术语学包括:追溯术语的词源学由来;术语在音乐学里的意指;它们成为音乐术语的历史及其在各自的历史时期的演变。翻译西方音乐理论著作的案头工作之一就是译者通过翻阅音乐百科类工具书从而准确掌握原著中各音乐术语的真正含义及来龙去脉,然后才能译成合适的中译名。由于国内并未引进音乐术语学,现今译著中存在着音译、错译等现象。因此,应尽早纠正错译名,加强音乐翻译队伍的术语学修养。同时还应重视译著对原著索引的保留。在书目选择方面,刘老师主张应选取西方音乐学的经典著作,而近二十年的著作不能称之为经典。选题重点要放在系统音乐学著作之上。因为我们按历史音乐学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困难重重,首先资料研究一关就极受限制,而系统音乐学并不从资料研究出发,而是从更广的视野看问题,所以它在中国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刘老师还推荐了德国出版的共十卷的《新音乐学史册》,建议可选择翻译由达尔豪斯撰写的讲述19世纪音乐学、讲述二十世纪音乐学及讲述系统音乐学的其中三卷。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以“六点音乐译丛”为例, 论述了我国引入音乐西学的意义。该译丛由“学院派”音乐学学科与有志于扶持严肃思想文化发展的民间力量通力合作,将翻译出版系列性的音乐西学经典名著,旨在推动音乐西学引入中国的事业,并籍此彰显音乐作为人文艺术之价值所在。杨老师认为,与相关姊妹学科相比,中国的音乐学在西学引入的广度和深度上不够,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和思想性均不足。已有的译著偏于实用,规格不一,今后可尝试将译著作为科研项目。另外,翻译引进音乐西学经典对译者、学人及出版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译者首先应挑选既是经典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著作;译者应具有高水准的外文功底、汉语表述能力、音乐修养及文化修养,还应有深厚的学术功底,首先是学者,然后才是译者。杨老师主张,认真的学术翻译更多是思想角度的转型与思考习惯的重塑。具体到音乐学术汉译,就是用汉语框架再造外语的音乐思想与经验。另外,杨老师还特地呼吁在译著中对原著索引和相关参考文献的保留,以体现学术的品格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教授从文本的语境、译本的语境及读者的语境三方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周老师认为音乐理论著作文本中的语境有多个层次,必须透彻理解所译著作的相关内容,否则外语再好也没用。由此,她主张首先在音乐专业人才中培养音乐翻译人才。继而她以近期所译的《西方合唱音乐概论》为例,举证了译者必须对“音乐文化语境”有了广泛了解后才能完成译著工作。同时应尽力译出“作者个性语境”。译本的语境即译者所处文化的语境,包括“音乐专业语境”和译者的知识结构。例如,汉语中的“结构”“风格”指涉非常之宽,随意的译出将会造成语义的模糊。在译者的知识结构方面,译者应及时更新各门专业知识。而中文成语及典故的使用则应慎而又慎。最后,周老师以萧乾、文浩若夫妇翻译的巨著《尤里西斯》为例提出,负责任的译者应考虑读者,适当添加“译者注”给予读者知识性、解释性补充。同时她对 “中译者序”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的发言主要涉及音乐英文人才的培养与翻译规范。姚老师举例说明了音乐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如:harmony译成中文是“和声”,有协和之意,但现在的很多和声都不协和了,是否还保持原译,类似的现象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译者需深入的研究某领域后才能真正做好实际的翻译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姚老师认为现行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并不能有助于学生提高阅读外文期刊、著作的能力;研究生应具有独立性,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的能力。
    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对当前西方经典音乐论著翻译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思考。陈老师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的总体情况:与国外的发展相互脱节;与国内的需要不相适应;现有的部分翻译论著质量堪忧;选题不够系统化。建议恢复《音乐译丛》。其次,陈老师对翻译选题提出了三条建议:以各学科建设为目的;以急需或短缺的内容为优先;以英文论著为主,德文、法文为辅。最后,陈老师还提交了一份他所推荐的翻译书目。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晡教授从选题规范及工具规范两个问题出发,呼吁在音乐文献翻译中“规范高于一切”。王老师认为基本选题要规范,才能不辜负音乐文献翻译所承担的音乐文化沟通的严肃任务。应做到保证经典性,即选择主要的经典著作;现时性,即选取最新的学术成果,象《音乐学术信息》期刊最好恢复编辑出版;元基性,即抓方法论基础论著;权威性,即拣共识权威的条目;系列性,即择成套的系列巨作;本原性,即用原始的语言版本。王老师特别强调了工具规范是翻译工程启动的第一要义。他从通用类,如人名、乐器名、体裁、技术理论和新音乐方面,及专用类,如作品名方面,举出大量各异的译文实例。针对以上情况,王老师提出了应抓住几个必须规范的工具性环节,可采取的措施程序如下:确定必须规范的若干工具性项目;对工具性规范项目做一个预案,作为统一的基础;工程开始时把预案交予各译者参考使用;在使用中对预案提出意见;集中各种意见修订预案;最后确定工具规范,作为统稿标准依据。另外,预先公布可利用的现有标准,如《英语人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音乐术语对照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作为基本确定的工具范本。
    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首先分析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其中一章的翻译错误。然后进行了英、美曲式分析文献中的单章曲式分析概念及其术语辨析的陈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术语的翻译:乐段和分句概念;单二部曲式和单三部曲式;复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
    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译审推荐了一份详尽的音乐人类学等领域的书目,涉及了方法论、论文集(理论与个案)和民族志个案研究。
    武汉音乐学院徐康荣教授主要介绍了英国学者安德鲁·佩吉登于《音乐学者》(Music Scholar)期刊中的推荐书目。该数目就包括已译成中文的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学者蔡良玉老师也提交了一份详尽的选题参考书目。蔡老师希望大家能正式关注西方译著,如杨燕迪教授早在1995年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列举了大量的相关书目。选题是重要的关注点,我们还要弄清楚译后的读者性质,其中包括专业教师、学者以及作为学生的教科书。相比之下要更加重视第一类读者的需求。同时译者还可将研究与翻译相结合,如严宝瑜老师长期研究贝多芬,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11月3日上午由以下学者继续发言,李秀军老师、蔡良玉老师分别主持。
    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首先谈及翻译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问题。如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编了一套美学丛书,虽然不可能囊括该学科的全部内容,但至少尽量涉及到了美学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对外国音乐著作的选择中也需要考虑如此的相对完整性。李老师还谈到他在留学期间曾惊讶于国外资料的浩瀚,单就一个巴罗克歌剧关键词就能查出大量的相关著述。其次,选题应注意两个方面。被很多国家翻译引进的应该可以作为经典著作的考虑范围,如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已被近十一个国家翻译成本国文字。另一个方面是要考虑作者的知名度。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作者的著作,这就需要学者们在自己的阅读中留心。最后李老师推荐了部分书目以供研讨会参考。如诺顿出版的西方音乐断代史和有关亨德尔歌剧内容的著作等。
    上海音乐学院的沈璇教授听后有感而发,她说到已经开始翻译诺顿音乐史丛书断代史,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对换的问题,音乐专业术语如何译、修饰该术语的形容词怎么选择都是必须考虑的事情。在说到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时,沈老师回忆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吴佩华、顾连理和汪启璋老师,正是当时的培养模式帮助了她们获取了完好的翻译技能,而现今的培养模式同以前大不一样,音乐文献翻译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到底何去何从是个值得各位学者思索的问题。另外,沈老师除了主张译好工具书及有选择的翻译通史外,也着重强调了规范化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向研讨会提交了他所推荐的著作书目:威力·阿佩尔《复调音乐的记谱法,900—1600》、萨拉·福勒《欧洲音乐遗产,800—1750》、皮罗·韦斯和理查德·塔鲁斯金选注《西方音乐文献史》、理查德·塔鲁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六卷本、约翰·沃尔特· 希尔《巴罗克音乐,1580—1750年的西欧音乐》。
    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说到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曾震撼于美国大学里的图书之丰富,而我们在翻译、引进外国著作时则要考虑中国的实情,最好以断代史为主。孙老师还借此机会向出版社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到,从学科的角度可注意作曲理论系列,如作曲法、和声新观念;音乐学术前沿系列;音乐家的传记,这里所指的是学术性音乐家传记而不是故事性的。建议成立一个学术咨询委员会,人数不用太多。另外,建议出版社应慎重选择译者,译者译完后最好再请一名有关学者进行校对,以保证译著的质量,同时也是对原著及读者的尊重。
    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认为国内大部分著作的写作都是根据第二、三手资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他重点建议应注重翻译基础理论的发展历史领域的相关著作。如管弦乐法、和声、旋律等。中国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近期下达文件,要求在师范院校音乐专业学术中将和声、作曲内容作为基本知识所讲授。由此对教材及师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杨老师还谈到了日本通过教育而崛起的事例。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结合实例说明了翻译的目的是传播知识,传播思维。但当双方的词语无法对等时,翻译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如见到“曲牌”这个词时,中国人会马上想到有关的文化及背景知识,而外文中又没有对等的词,这就涉及到在翻译中建构音乐思维的问题。再如“春江花月夜”,汉语里充满了美感,但译成英文就丧失了很多灵气。张老师还从技术层面上谈到对中文的翻译有“直译”和“解释”两个过程。如“琵琶”一词,译成外文时必须进行一定的解释说明。综上所述,张老师主张在翻译中应寻求一定的合作。
    中央音乐学院刘红柱译审认为研究生的选题应挑选译出后能够出版的作品。在译名的统一问题上还有待专家学者做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歌剧剧名的译文。中文译成英文的工作应得到充分重视。在译著的选题方面,刘老师建议加强专题史,如歌剧方面、早期音乐的演绎方面及音乐表演美学等方面的著作翻译。另外在新世纪还要紧跟国际新形势,才能适应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金经言研究员主张译著应兼顾各个学科,并且最好从原著译。金老师向研讨会提交了所推荐的如下几部西文著作: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高罗佩《琴道》、伽茨《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赫姆霍尔茨《作为音乐理论生理学基础的音感觉论》、霍恩博斯特尔《听觉现象心理学》和《音乐的音体系》、卡登《音乐社会学》《生活的未开发领域——文明化过程中的音乐》和《闻所未闻的和听不见的——什么是音乐,什么能使音乐》、克奈夫《音乐社会学文选》、克内普勒《历史——理解音乐的道路》、马泰松《旋律学核心》、萨克斯《乐器学手册》《乐器的精神和生成》及《乐器史》、施图普夫《音乐的始源》以及由德国莱比锡德意志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图片音乐史》。
    《音乐周报》傅显舟资深编辑热情邀请与会专家多为《音乐周报》撰写音乐评论性文章。建议成立一个音乐翻译方面的学术组织,并呼吁确定标准的音乐词典。
    人民音乐出版社杜晓十副总编辑也认为成立一个相关协会极有必要,在翻译经典著作方面出版社的任务重大。杜总编从出版社的角度出发,谈到了读者的三个群体,即专家学者;音乐专业的学生及其他层面的文化官员;爱乐人。作为出版社就应考虑各个不同群体的需求。另外还应重视对高等院校音乐教材的出版。
    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和于润洋老师共同主持的《20世纪音乐学术名著译丛》,该译丛计划翻译十本著作,涵盖了音乐学的几个主要领域。书目的选择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学术上有定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音乐学名著。”张老师认为当下的大环境很好,各个出版社都鼎力支持相关工作,这就需要成立一个协会,协调出版社、学者等各方面的合作。在书目选择方面,张老师认为应选取质量高以及学科基础性、奠基性的重要著作。
    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教授在发言中说到两个月前中宣部曾让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大出版集团着手准备做“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总汇”的工作。最后大致确定的书目包括了1949年之后国外出版的著作,这也说明了就算不是经典,也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在挑选译者方面,于老师认为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没有不能译的,只有你没有理解的问题。”因此译者的选择尤其重要。于老师说到自己在美国学习时单看微型胶卷乐谱就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由此,我们还应考虑到中国的现状。在对技术理论著作的翻译方面,于老师倾向先考虑译出技术演进方面的经典著作。

    11月3日下午的研讨会由苏澜深主任主持。
    在下午的研讨会上,苏澜深主任首先讲到出版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北京的有些私人公司技术先进,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印刷装订所需内容,他们也致力于出版学术性著作。同时在现今社会,人们对网络的接受已达到很大的程度,因此,苏主任再次强调了学术利益共享和出版利益共享两大观点。
    人民音乐出版社国际合作与版权中心的李烨女士详细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翻译及出版工作的条款及法律法规。
    下午三点研讨会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专家们积极踊跃,热情洋溢地互相交流了意见。
    杨燕迪老师当即建议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为筹备方组织成立译审委员会,并再次强调译著规范问题。如索引的保留;原著页数最好印在译著的边页;中译者应做一个后序;如果术语有异义应用括号做出解释;剧目的译名应统一;出版社也应有相应的明确的规范。音乐编译专业研究生主要可从事出版社的工作,现今的音乐学院另外单独成立该专业人才的相关机构不太可能。杨老师还主张从事西方音乐的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应该要做翻译工作。
    余志刚老师为研讨会阅读了一份外国学者的信件,该学者也认为成立一个委员会是必需的。
    孙国忠老师建议原著的注释应全部保留。
    任达敏老师认为现在的译名混乱正是以前没有统一的工具书的结果。
    《音乐研究》杂志陈荃友副主编讲到该杂志将改成双月刊,并将邀请专人对新出的专著专门写书评。同时他还建议各位学者专家结合自己的评论,撰文推荐经典外国名著。
    最后,由杨燕迪老师和杜晓十副总编做总结。
    杨老师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并向研讨会的与会学者通告了西方音乐学会将于2009年召开对普通院校音乐教学课题的讨论;2010年将召开“跨越学科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心议题为学科交叉与研究以及对肖邦和舒曼的研讨的学会年会。
    杜晓十副总编缉认为该研讨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值得借鉴、继续商讨。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激发起我们引进西方优秀学术成果的激情,尤其是参会的研究生代表。同时他还表示通过本次研讨会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学者,期望有机会与专家们进行交流与合作。

    (综述作者:黄瑾)

    (《音乐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了宋永莉撰写的相关综述文章《选题与规范 反思与展望》,敬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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